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2020年12月31日公布的《2019年城乡建设统计年鉴》显示,2019年,全国城市污水处理厂共2471座,县城污水处理厂共1669座,村镇污水处理厂共1830座。
这意味着达标排放的污水已经接近普通工业用水区及人体非非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水质,甚至接近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水质。
2022年4月,生态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四部门联合印发了《深入打好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对“十四五”期间的相关工作作出部署安排,其中特别提到“不应盲目提高污水处理厂出水标准”。这也是国家政策层面对污水处理行业过度提标问题首次正式作出回应。
2023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污水处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实施建议》再次强调,各地方应“科学合理、因地制宜制定污水排放区域标准”。
除了政策导向在发生明显的变化,水环境领域有关人员也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长期探讨,呼吁不应强调过高的出水标准。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工业大学教授彭永臻曾分析,某些城市对水环境污染治理急于求成,盲目提高城镇污水排放标准,造成处理成本提高数倍以上。
但记者注意到,此前的讨论更多地集中在污水处理成本、处理工艺、高昂的运维成本导致有些设施“晒太阳”等现实问题上。而在“双碳”背景下,怎么样看待这一问题,又有了新的角度。
山西省城镇排水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郝晓光和记者说:“污水处理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明确了减污和降碳必须一起进行。污水处理厂一直属于传统意义上的高耗能、高投入的能源密集型产业,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从‘大环保’的层面将污水处理从单一的推动水环境改善的角色提升到推动整体环境改善的角色上来,赋予了污水处理这项工作更广义的内涵。”
在我国,污水处理行业的碳排放量约占全社会总排放量的1%,在环保产业中占比最大。“双碳”背景下,对污水处理过度提标问题进行讨论具有新的意义。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中规院(北京)规划设计有限公司生态市政院院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王家卓和记者说:“和国外的有关标准对比来看,我国一级A的排放标准本来就很高。但近些年,很多地方仍纷纷出台了自己的排放标准、流域排放标准,不少地方提出了准Ⅳ类甚至准Ⅲ类的排放要求。
国内一些学者的研究根据结果得出,污水处理厂过度提标改造,不仅从经济上投入产出比很差,还会明显地增加碳排放。
这就属于当前污水收集处理领域最显著的减污和降碳不协同的问题,污染物排放量虽然降低了一些,但是碳排放明显增多了,‘按下葫芦起了瓢’。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大背景下,污水处理厂排放标准的过度提标属于当前最应该关注的问题之一。”
为了发挥减污降碳示范引领作用,我国将于2025年建成100座能源资源高效循环利用的污水处理绿色低碳标杆厂。
对此,郝晓光认为:“要明确100座绿色低碳标杆厂科学合理的衡量标准,首先,地方要有合理的环境排放标准。一些污水处理厂为了应对地方对于出水水质的高标准要求,采用过度曝气、过高控制污泥浓度、过量加药等方式。这与绿色低碳理念是背离的,应该扭转一些地区不合理地过度提标带来的高碳运行局面。”
他告诉记者,目前我国的污水处理过程大多是基于自然界中存在的微生物,通过人工强化聚集的工程化手段实现污染物全降解的一个过程。
过高的出水标准超越了微生物的解决能力,只可以通过增加化学药剂的方法来处理污水。这种做法违背了自然降解的规律,同时大量化学药剂的生产、运输、使用会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和碳排放量的增加。
因此,建议地方政府在制定污水处理排放标准时,一定要站在全过程的角度,分析污水处理的环境效应,要把局部的、点位上的污水处理放到大环境治理中进行通盘考虑,制定符合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要求的适宜标准。
王家卓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当前我国污水治理中存在的主要“短板”并不是污水处理厂的出水标准低。一些城市真正的“短板”其实是管网的问题,管网总量不够、质量不高,导致污水集中收集率不高,而且部分污水还有溢流入河的风险。
“调研过程中,我们得知某地区一个4万吨的污水处理厂要投资8个多亿来建设,就是因为要采取过高的地表水Ⅲ类排放标准而且还要建设成地下污水厂,使得污水处理工艺流程很复杂,但是这样的投资‘性价比’太低,而且这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财力非常有限。如果按一级A标准建设地面污水处理厂,可能8千万元建设资金就已足够。”他说。
记者注意到,《实施意见》明白准确地提出,加快消除城镇污水收集管网空白区,建设城市污水管网全覆盖示范区。专家分析,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国家层面可能会从示范区开始,逐步推进城市生活垃圾污水管网全覆盖。
郝晓光认为:“最适合建设污水管网全覆盖示范区的首先是城市发展新区。新区建设中,应将污水管网全覆盖作为标准建设内容。这样做才能够提升新区生活水平,形成样板地区,为进一步推进污水管网全覆盖提供施工和运维经验。”
虽然要理性看待污水处理厂过度提标带来的高碳排问题,但是要注意,并非所有提标都属于“过度”,也不能一概而论。
一位水环境领域资深专家觉得,要看污水处理厂的出水究竟排放到什么水体中去,这些水体的功能是什么,要满足什么要求。
如果污水处理厂下游紧邻国控断面、跨界断面,或者靠近其他高功能水体,经过经济技术比选,针对特定污染物,也可以适当提高排放标准;但假设是排放到较低功能的水体中,这些水体水环境容量也有保障,那按照一级A的标准排放就足够了。
所以,一方面要保证水环境质量;另一方面,要响应国家减污降碳的要求。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要综合考虑。
彭永臻认为,我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各地区的环境、气候和生活小习惯等差异很大,污水的水质、水量以及受纳水体的环境容量都不相同,因此,制定和执行污水排放标准时应考虑真实的情况,不一定要“整齐划一”。
以污水脱氮除磷为例,我国南北地区城市污水的总氮浓度差别很大,执行同样的标准存在较大问题。
而在其他一些国家,主要根据不同水环境容量和处理规模,每个城市甚至每座污水处理厂都有不同的排放标准。
湖泊、海湾等都是较为脆弱的水体,即使污水处理厂的出水达到一级A的排放标准,仍会对这类水体导致非常严重危害,难以遏制其富营养化的漫延。
因此,对于出水排入这类水体的污水处理厂,应当制定更加严格的氮、磷排放标准;而针对无富营养化之虞的水体应当制定适当宽松的氮、磷排放标准。
例如,我国东北的内陆水体,发生富营养化的可能性很小,而且东北地区气温低,生物脱氮除磷十分艰难。因此,适当放宽其氮、磷排放限值,不仅不会危害水环境,还能够非常大地节省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和运行费用。
王家卓说:“此次三部委文件明白准确地提出,要科学合理、因地制宜地制定污水处理排放标准。提出这样的要求,显然是因为当前一些地方的排放标准不科学、不合理,没有因地制宜,‘一刀切’要求继续提标。
在当前地方财政普遍较为紧张的情况下,文件中的有关要求对于如何将有限的资金花在刀刃上,实现投入产出比最大、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指明了方向。
而且文件明确了制定污水处理排放标准需要仔细考虑的因素,包括问题导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情况、水环境容量、污水水质、能耗药耗等,这比之前的提法有了进步和细化,对于推进城市污水处理高水平质量的发展,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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